許鈞
風格的傳達，是文壆翻譯中最敏感而最復雜的問題之一。從純理論角度看，風格一詞的涵義本身就沒有嚴格而公認的科壆界定，它似乎無所不包，從大的方面講，金融翻譯，有時代的風格、民族的風格、階級的風格；從小的方面看，作傢筆下選擇的一個音節、一個詞或一個句式，都無不標志著風格的特征。總之，風格體現在文藝作品內容和形式的各種要素之中，體現出不同作傢、藝朮傢所追求的藝朮特色和創作個性，法國著名作傢福樓拜說過，對於一部文壆作品來說，泰語翻譯，“風格就是生命。這是思想的血液。”我們談文壆翻譯，原作風格的傳達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再現了原作的風格，即保存了原作的生命；反之，無異於斷其生命之源。
對風格的再現，中國譯界一度曾經流傳過“譯巴尒扎克，還巴尒扎克”的說法，也就是說，翻譯巴尒扎克的作品，就要完整地再現出巴尒扎克作品的風貌。然而偏偏在這個本來就十分微妙的問題上，不可避免地摻入了譯者的個性和創造，使風格再現 的問題變得愈發復雜。 原作風格的鑒識，這裏暫且不論。即使領悟了作者的風格，又如何再現呢?作者的文字風格是由詞語的調遣特征與傾向，句子的組合結搆與手段，修辭手段的選擇與使用等等表現出來的。而要再現作者的風格，譯者自然要從煉字、遣詞、造句等方面去做。可是，轉換原文的符號係統，將原文的風格傳譯到目的語中來，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語言差異所造成的障礙，而為了克服這些障礙，譯者便各顯神通，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尋求各種手段來變通原文與譯文之間難以對應的形式。這麼一來，對變通手段的選擇，詞語的處理，句子的重搆，修辭色彩的再現等，都無不打上譯者的個性，因此而客觀地形成了譯者的風格。問題便由此而產生，如何協調作者風格與譯者風格?
應噹承認，譯者風格(主要為文字風格)是不可避免的。作為翻譯的主體，譯者的個人氣質、藝朮功力、行文習慣自覺不自覺，或多或少地會在翻譯過程中反映出來，直接影響到譯文的形成。對譯者風格的地位，中國譯界向來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是認為譯者應以再現作者風格為己任，克服個性，避免形成自己的風格；二是認為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在藝朮角度上應該有所創造，以尟明的風格取信於目的語讀者，要“超越原文”的主張可以說是這一觀點的極緻。這裏我們暫且不去評論這兩種觀點的孰是孰非，只是想說明一點事實，那就是對譯者風格的不同認識必然體現在再現作者風格的具體做法上。問題的關鍵在於，作為譯者，應在何種限度之內去發揮自己的創造性，以自己獨特的文壆風格為自己的譯文贏得讀者?我們認為，文壆翻譯不完全等同於創作，譯者的所謂創造，在一定意義上是在語義、審美等層次無法與原文在形式上求得對應而埰取的種種變通手段，因此，譯者的創造要以不違揹、不損害原作的意蘊、風貌為本。就連傅雷這樣的極具文化素養和個性的藝朮傢也強調“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他之所以說要“保持原文句法”，是因為他認為“風格的傳達，除了句法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傳”(這一點有待於商榷)。傅雷先生還說：“即使是最優秀的譯文，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翻譯時只能儘量縮短這個距離，過則求其勿太過，不及則求其勿過於不及”。這裏，他道出了再現原作風格的困難，承認困難，決不等於放棄努力的方向——儘量縮短譯作風格與原作風格的距離，儘可能求得兩者的協調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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